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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志的讨论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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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学的民族志在说什么

在人类学的学科范围内，随处可见“民族志”的字眼，其泛滥之起源已很难追溯，其原因必定是复杂的，甚至可以开辟一个新的学科来考据这一话题。而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关注的问题则是前瞻性的，而非后顾性的。因为我认为，“民族志”的滥用对人类学百害而无一利，这使得人类学落后于同时代其它发展中的学科，并在人类学应当关照到的领域造成了缺位。这种形势如此严峻，以至于我将毫无保留地在接下来的行文中进行一边倒的论证。我认为，辩证论述和学者式的晦涩已经足够，同时，那种将人类学转变为对其工作方法的研究之宏伟构想也是时候该停止了。一个顾影自怜、自说自话的学科是没有未来的。如果继续这样做，则无异于自毁前程，与学科的核心渐行渐远。

我这么做不是要否定民族志，不是要将民族志从人类学学科意识中抹除掉，尤其考虑到民族志有其自在的意义，以及践行它的那些学科的需求。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回答那些好意问询我们民族志为何的考虑，故而我要将民族志的定义窄化，使得回答更明确、更有说服力。唯有这样，才能阻止民族志一词继续滥用，反之建立于其上的大厦将崩塌。民族志的滥用不止见于人类学界，我相信不少人类学同仁们都有共鸣：民族志见于太多社会科学的版面，甚至成为这些学科的常用语。有多少来自社会学、公共政策、社会心理和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计划大言不惭地规划将开展“民族志访谈”，而见诸于实际研究中的不过是几个随机选择的报道人，一串交由软件处理的数据，这些都被申请人称为“研究结果”。

这样的研究过程所呈现的民族志不过是质性研究的时髦代名词，与真正的、严谨的人类学学科训练相去甚远，后者包括长时间、包含多种可能性的承诺、毫无保留的专注、具有关系式框架的深度，以及对具体语境的敏感度，我们应当捍卫这些特质。同样，当有人评议我们自己的研究计划，盲目地用实证的方法论衡量民族志，并要求我们明确定义比如访谈人数、访谈时长，以及选择报道人的标准时，我们也应当抵抗。如此标准下的人类学，其研究价值寥寥无几。

然而，如果我们无法用中肯的、智识上站得住脚的语言解释何为民族志，那么我们的抵抗也将毫无分量。仅凭人类学的研究基于民族志这一解释是不够的，因为人类学的工作方式就是做民族志。只借用民族志的光环却不加以解释，那么学人类学学科之外的人将很难理解民族志。很多学习人类学的人都认为这个学科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在本可以发声的领域越来越被边缘化，在这样一种处境中，如果我们依旧不能回答民族志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仍将处于一个左右为难的境地。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需要民族志这一关键词来凸现我们的学科，并表明这一学科所做的突出贡献时，我们更加需要明确民族志的定义。在大厦将倾之际夯实我们的根基是形势所迫，也是学科建构所需。

二、何为民族志

想象一下几个“民族志的”限定词通常出现的语境：民族志遭遇、民族志田野、民族志方法、民族志知识，还有民族志专著、民族志电影。至今还发展出了民族志理论！还有缔造这一切的民族志工作者。那些将这一层面作为鉴别民族志的主要维度的民族志工作者其实只关注了表面，即民族志主义。而那些在民族志中体现自反性或用自己的经历书写民族志的人呢？如果你是一位民族志写作者，那么这种写作被称作自传式民族志。还有一些人从事着博物馆管理的工作，从世界各地收集东西，这叫做博物馆民族志。然而奇诡的是，这些分类从未出现在学术界中。在学生时代跟随学界前辈接受学术训练时，没有人告诉过我们要做民族志。同样，据我所知的人类学同事中也无人在教室中教授学生民族志训练。在讲座、工作坊、会议等众多学术场合中，以学术作为志业的人类学家们谈论很多关于民族志的议题，但从没有人说他们在做民族志。这样看来，民族志一直发生在别处。

之后我们会继续讨论以上的异化现象。首先，让我们先关注一下什么是民族志。字面意义上，它指的是进行有关人的书写。作为人类学家，我们常常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引经据典，唯字典中的定义是瞻，但在其他人的字典中，民族志指的是：“对于人们和种族的习俗、习惯以及彼此间的差异的科学性描述。”①当然，在我们看来这种定义无疑会过时。要矫正这一定义，我们会首先移除所有对种族的引用；除此之外，我们坚信在定义罗列的习惯和习俗之外，还有很多需要描述的方面。在充实描述之后，还需要给予其中参与历史的人以能动性。在这些描述中感知到的是我们称之为科学性的东西。尽管民族志的描述对我们来说，或许更像是一种艺术而非科学，但是这样说还不够精确，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如人们所说的，20世纪的欧洲和美国的民族志写作者如同17世纪的荷兰画家，都是在创作“描述性的艺术”(Alpers 1983)[1]，但是在线条的勾勒和着色的精巧之上，文字内容是重中之重。因而我们还应警示这一套来自现代作品的评判标准。